"对于上访者，我还要说的是，再也找不到一个群体比他们更忠于共产党了。村镇干部欺负他们，他们去县委诉说冤情；县领导迫害他们，他们去市委寻求救济；市里官官相护，他们到省委寻找正义；在地方得不到说法，他们不远万里，到北京盼望“青天”，有的一盼就是几年、十几年。他们相信党中央是英明的，一时被人蒙蔽而看不到他们的冤情。他们相信制度是好的，只是一小撮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合法性的生产者，被认为是越级上访的刁民，是破坏社会稳定的不良因素，是肮脏的多余的人而加以驱赶、欺骗、压制和迫害。上访者充满恐惧和绝望，但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和期待。但是仅存的这一点点期望也被这个体制所带来的残忍和冷漠一点点地剥夺。即使当局想要认真解决，他们解决冤情的速度也远远比不上这个体制所产生新的冤情的速度。叫我如何不恐惧？
……
我在北大读书十多年，每一年六月四日前的几天，北大周围就一片莫名的肃杀气氛。警车一辆一辆地从四面马路上驶过，警察和便衣警察神色紧张地盯着每个行人，好像每个人都是暴徒。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似乎在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这种特殊氛围使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六四的人感觉到六四是一个特别的纪念日。显然比大学师生更恐惧的是警察，是这个不敢面对历史和掩盖真相的体制。2000年的六四之前，一个叫江绪林的研究生在北大三角地和北大BBS上贴了几张海报，意思是，在六四那天，希望人们到三角地去点燃烛光，不为对抗，而为和解。这是一种理性的、克制的和解精神，企图消除人们的遗忘和恐惧。这次富有象征意义的和平行动，最后以保卫部把人带走而告终。和解的烛光还没有点燃，就被恐惧的狂风所吹灭。
感到恐惧的不仅是孙志刚，还有折磨孙志刚的警察们；不仅是上访者，还有他们所举报的干部；不仅是囚犯，还有监视和惩罚囚犯的看守；不仅是反抗者，还有那些享受一切特权的人们。一个对人施以暴行的人，不正是说明了他内心是怯懦和恐惧的吗？一个关押囚犯的人，不正是同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吗？一个镇压民主运动的军人，不正是屈从了暴力的淫威而非服从了自由的意志和内心的良知吗？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在人性中充满宽容和慈悲的人，绝不会囚禁和杀戮他的敌人。没有奴隶的自由，就没有奴隶主的自由。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暴力、仇恨、奴役和恐惧，只要我们心中还有敌人，自由就不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谴责那些暴行，我们呼吁一个自由和人道的政治，报复和消灭敌人不是我们的目的。只要对人性、对这个体制的运作逻辑稍有省察，我们就不会把一个具体的警察、贪官或安全局的细作当作敌人。像图图大主教，一个伟大的“受伤的疗伤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区分罪孽与罪人：痛恨和谴责的是罪孽，而对罪人则要满怀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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